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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發(fā)的《誰是BCI？》一文，在網上引發(fā)了較多的反響和熱議，有很多認同，也有很多誤解，看來有必要進一步闡釋。
1、在任何討論當中，區(qū)分清楚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是有效討論的第一前提。倘若把一方對于事實的分析當成了對于該事實的價值認同，這種討論是沒有意義的。
這就好比，醫(yī)生在研究疾病，要仔細搞清楚發(fā)病的各種機理，批評者上來就說，你要把這個病搞那么清楚，你是幾個意思？你是不是和這個病是一伙的？病理研究屬于事實判斷，和誰是一伙的就屬于價值判斷。如果因為討厭疾病，就討厭要把病理弄清楚的醫(yī)生，這種討論就沒法進行下去了。
2、網上有一篇文章質疑我，說我認為“商業(yè)秩序優(yōu)于主權國家秩序”，我不知道作者是從哪里看到我說了“優(yōu)于”兩字。“優(yōu)于”屬于價值判斷，而我在文中通篇都是在討論事實判斷，是說要對世界秩序的多元復合邏輯有更整全性的理解與把握。
3、我在研究中都要求自己擱置價值判斷，先搞清楚事實。而事實判斷又分若干層次，最粗略的劃分，分為范式層面和個案層面。所謂范式層面，是指對于整體意義框架的判斷。
比如我常用的一個例子，大海是天塹還是通途，這與大海的物理屬性無關，只與你如何看待大海有關，你認為它是天塹，就不會在上面投放資源，大海就真的會成為天塹，你認為它是通途，就會向上投放資源，最后大海真的就會成為通途。你怎么看待大海，這就是個思維范式。而個案層面，則是指對一個具體事情的判斷，比如老王是否在大海里淹死了。思維范式會決定具體個案的意義，認為大海是天塹的人會覺得，老王淹死了，證明大海果然是天塹；認為大海是通途的人會覺得，老王淹死了，說明我們在走向大海時需要有更好的技術。
4、“誰是BCI？”一文的核心關切在于，面對西方的偏見，中國如何才能更加有效地回應，要想知道如何做，就得先知道對方是怎么想問題的，要想知道對方怎么想，就得知道他們的思維范式是什么。如果僅憑一腔熱血做事，不去做這些分析，并無助于達到目的。
《教父》中有一句經典臺詞，“不要憎恨你的敵人，那會影響你的判斷力。”“憎恨”就是價值判斷，“判斷力”就是事實判斷。很多人都會引用這句話，但在真遇到問題的時候，我們還是要反問自己一句，是否讓“憎恨”或者“憤怒”影響了自己的“判斷”？
圖 | “不要憎恨你的敵人，那會影響你的判斷力。”
5、所以，該文的核心目的在于提出，我們在看待這個事情的時候，第一，要把價值判斷暫時擱置，先弄清事實判斷；第二，在事實判斷上，除了要有個案層面的判斷，也要有范式層面的判斷；第三，在范式層面的判斷中，我們對自己的范式是相對熟悉的，但必須也要對于對方是什么樣的范式有所判斷，然后才能在應對中獲得主動。所有這些，都相當于是要做病理分析，與價值判斷無關。下面就來抽絲剝繭逐層分析BCI事件。
6、先說個案層面的判斷，BCI總部說新疆棉花生產中有強迫勞動，它的這個個案判斷是站不住腳的。新疆的棉花生產已經高度機械化，根本沒有什么強迫勞動的問題，這個事實當然是需要在國際上以恰當?shù)姆绞竭M行澄清的，BCI上海代表處也在3月26日發(fā)表了聲明，承認自己并未在新疆看到強迫勞動的事件。下面這段新疆棉花生產中應用無人機的小視頻相信很多人都看到過了，很是震撼，也不妨再轉發(fā)一下。
7、為什么BCI總部會做錯誤的個案判斷呢？這又與它所本能采用的思維范式有關了，我在“誰是BCI？”中的討論主要是在這個層面上。之所以要研究它的思維范式問題，在于，范式決定了具體事實的意義，只有搞清楚其思維范式，才有可能在應對中更加有的放矢、對癥下藥。
搞清楚它的范式，與我們是否認同它一點關系都沒有，這純屬對于范式層面的事實判斷。但是如果一個人看到別人在努力嘗試搞清楚對方的范式，馬上就跳起來扣帽子，質問你的屁股到底坐到哪里去了，這種價值判斷毫無疑問“會影響你的判斷力”，反過來讓我們在應對時更加被動。
有人在討論BCI事件時又采用了一種陰謀論的分析方法，我主動放棄這種分析方法，因為面對陰謀論，無人能自證清白，對于己方來說，則沒有了進一步研究的必要，反正都是因為對方太壞嘛。在我看來陰謀論是一種思維上的懶惰，在真實秩序中會把我們帶入更加被動的局面。
8、人們在思考問題時所本能采取的思維范式，是其各種社會經歷內置在他頭腦里的。所以，要搞清楚對方的思維范式，就先得搞清楚他生活于其中的社會，而要搞清楚對方社會的生成，又必須深入到其歷史邏輯當中。所以，要弄清楚BCI思考問題的范式，我們就必須先弄清楚，西方的社會、西方的歷史到底是怎么演化出來的。
9、詳細解釋中西方的歷史差異，不是這一篇札記能夠容納得了的。只說一點結論，那就是，西方由于一系列歷史條件耦合的結果，在羅馬帝國崩潰之后，首要問題是政教關系問題，由此形成的一系列政治空隙，使得商人秩序在中世紀先于主權國家秩序出現(xiàn)，主權國家秩序在近代出現(xiàn)，但直到今天，兩種秩序都是長期并存的，當然，兩者也分別都經歷了很多的形態(tài)變化。而中國由于另一系列歷史條件的耦合，在秦漢帝國統(tǒng)一之后，首要問題是農牧關系問題，由此形成了中原的強政府傳統(tǒng)，商人秩序長期是從屬于政治的。這就是兩種事實判斷，其中沒有任何價值判斷的內容。
10、因為西方的歷史和社會邏輯，使得西方人的思維范式本能地會從兩重甚至多重規(guī)則體系并行的角度出發(fā)，主權國家秩序和商人秩序都是題中應有之義，兩者間發(fā)生沖突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而因為中國的歷史和社會邏輯，使得中國人的思維范式常常本能地會從主權國家秩序的角度出發(fā)，一切都從屬于政治。
這也是兩種事實判斷，其中不包含任何對于誰好誰壞的價值判斷；如果想做有意義的討論，可以理性辯駁，質疑我的事實判斷有誤，但倘若由此得出結論，認為我做了價值判斷說了哪個好哪個差，這種討論就沒有意義了。
以及，我在這里出于表述簡單的考慮，做了全稱判斷，全稱判斷往往會遭遇到反例的挑戰(zhàn)，但我要澄清，這里的全稱判斷主要是指統(tǒng)計學意義上的多數(shù)。
11、西方國家的政治（主權政府）和經濟（商人）的運行，兩者之間是有著相當?shù)莫毩⑿缘模挥歇毩⑿圆淮頉]關聯(lián)，但并不是我們通常所想象的那種線性因果的關聯(lián)，相反，兩種秩序經常會有沖突，也經常會有合作，但無論沖突還是合作，兩者的決策都在相當程度上是獨立做出的。中國作為后發(fā)國家，在經濟增長中經常可見國家意志，這種現(xiàn)象在后發(fā)國家中并不罕見。
12、現(xiàn)代世界的經濟運行，在全球化的時代，相當部分是由跨國公司來主導的。跨國公司的運行是以國際架構+本土化運營為基本結構的，只有在其海外市場不夠大時，才會用國際統(tǒng)一的流程運營，因為這會降低運營成本；一旦海外市場規(guī)模超過某個門檻，跨國公司就會以本土化來形成特色，微軟如此，輝瑞、強生也一樣。
因此商人（跨國公司）更加了解世界經濟運行的真諦，了解海外市場的本土政治經濟環(huán)境，也容易與海外市場的本土經濟相嵌合，依靠不同地區(qū)的經濟勢能來獲取很大的經濟收益。（12、13、14、19這幾條，引用了一位深諳跨國公司運營的朋友老楊的很多觀點）
13、主權國家秩序中既包括規(guī)則層面，表現(xiàn)為國際法等，也包括力量層面，包括各種戰(zhàn)爭關系。商人秩序的重要建構者是跨國公司，跨國公司在每一個細分行業(yè)都有細則的行業(yè)標準，進而成為國際標準和規(guī)則。這些規(guī)則通常是通過一些國際行業(yè)協(xié)會的方式確立下來，BCI就是一例；
跨國公司是這些行業(yè)協(xié)會的創(chuàng)建者與積極參與者，而與這些跨國公司打交道的其他公司，就不得不適應這些標準和規(guī)則，這是跨國公司的先發(fā)優(yōu)勢，屬于正常的商業(yè)行為；中國的跨國公司未來也應努力在新的賽道上成為標準的制定者，這也同樣是個商業(yè)過程。
14、跨國公司中不同的企業(yè)又深刻嵌入到不同國家的經濟體之中，詳細了解和運營不同國家的業(yè)務?，F(xiàn)在的說法是：國際性的公司，本土化的運營。這些跨國公司再把這些不同國家的業(yè)務串聯(lián)成全球網絡，構成世界經濟運行秩序的微觀基礎。
15、跨國公司、行業(yè)協(xié)會等等，它們確立的各種標準一方面會影響各國企業(yè)，一方面也不可能脫離開它們自己所處社會的倫理標準之外，否則它們無法獲得自己社會的認可，公司也就搞不下去了，BCI也不例外，它的各種價值關注與其社會環(huán)境直接相關。這也是個事實判斷，無關乎價值判斷。
只不過這個事實判斷有些特殊，它要判斷的是對方的價值邏輯；價值邏輯引導著行為邏輯，只有基于這種事實判斷，我們才能知道對方的行為邏輯是什么，才有可能形成有效的應對方案，否則，可能會讓自己陷入被動。
16、對于西方世界來說，主權國家秩序和商人秩序，兩者之間會有沖突，但也會有合作，究竟是什么關系得看具體的事情。但無論如何，西方世界內部一直是二元、甚至更多元并立的秩序狀態(tài)，沒有哪一元能夠單方面決定一切。但這種秩序狀態(tài)恰恰是國人不大容易理解的，因為這和我們的歷史和社會經驗所帶給我們的思維范式大不一樣；反過來，國人本能地認為商人秩序就得從屬于主權國家秩序，這種思維范式西方人也不大容易理解。
17、由于兩種范式的沖突，中國在國際上所面對的問題變得很復雜，所謂的復雜性不僅是因為問題本身很復雜，更是因為要搞清楚問題究竟出在哪，首先就得跳脫自己的范式來思考。我在這里當然不是說中國因此就應該接受西方范式，而是說，要想能夠有效應對，必須先看懂對方是咋想的，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得有能力跳出各方的、包括自己的范式。
18、西方在今天的國際秩序當中仍然有著主導地位，這不是我們喊一句“憑什么你主導？我也要主導”就能改變的，主導地位是個系統(tǒng)性的能力，不是光靠熱血就能做到的。西方主導地位的能力來源之一，就與前面說的二元并立關系有關。商人活動的半徑，遠遠大于政府的活動半徑；商人在經濟層面的效率，也遠遠高于政府在經濟層面的效率。所以，西方主導秩序的能力不僅來自于其國家在國際政治層面的能力，更來自于其商人在國際經濟層面的能力。
19、因此，中國在國際上所要回應的并不只是西方國家的政治訴求這一個問題，中國還要應對跨國公司主導形成的商人秩序，而且許多跨國公司已經把自己的海外業(yè)務變成了不同所屬國經濟的一部分；更進一步，中國有很多公司也在大力推動國際化，國際市場有著和國內市場不一樣的玩法，中國還要考慮到自己的政策盡量要少傷害到這些中國公司的海外利益，問題就加倍復雜。
這樣的情況下，如果大家沒有矛盾，就在一起悶聲發(fā)大財，一起制造一個消費主義的社會，政治經濟皆大歡喜。如果出現(xiàn)小矛盾，政治上可以沖突，而經濟上可以不太受影響，只痛不流血。如果是大沖突，西方國家可以有兩道防線，而且兩道防線的關系還可以經常變換，玩法多樣。
20、中國因為自己的本能思維范式，如果意識不到西方的二元并立/兩道防線的關系，就只有一套打法，毫無疑問是會吃虧的。雖然我們可以自詡身大力不虧，玩得起，但如果能夠找到四兩撥千斤的辦法，總比千斤撥千斤來得更好。而要想找到四兩撥千斤的辦法，首先就得理解西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要理解西方是怎么一回事，我們首先得擱置下價值判斷，先把事實判斷的多個層次搞清楚。
21、以上就是我在“誰是BCI？”一文中所要闡述的內容，本以為可以用那兩千多字說明白，沒想到不得不寫一篇四千多字的文章來闡釋。我在該文中確有一處不嚴謹，就是把美國股市里中概股的狂跌與BCI事件做了強關聯(lián)，實際上兩者更可能是弱關聯(lián)，中概股狂跌首先是因為SEC新政。但這個不嚴謹屬于個案事實層面的瑕疵，個案的瑕疵不影響范式層面討論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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