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刻，迪拜的航班停飛，利雅得的警報長鳴，甚至連一直充當?shù)貐^(qū)調(diào)停者、保持“務(wù)實外交”的阿曼和卡塔爾也未能幸免。

為什么伊朗“瘋”起來，自己人也不放過？阿拉伯國家是伊朗的“伊斯蘭兄弟”嗎？為什么伊朗被打，其他中東國家都看戲？

讓我們深入分析，回溯宗教教派的神學(xué)分歧 （什葉派 vs 遜尼派）、 帝國地緣的博弈 （薩法維 vs 奧斯曼）以及種族認同的糾葛（波斯 vs 阿拉伯）三大維度，解析這場跨越千年的文明沖突，究竟是如何引爆了今天的波斯灣危機。

干嘛打你的穆斯林兄弟？

戰(zhàn)火點燃的第一個24小時。

海灣阿拉伯國家（GCC）并沒有官方參與美以的初步軍事行動。

那伊朗干嘛那么恨自己的穆斯林兄弟？

事實上，阿聯(lián)酋、科威特等國多年來一直試圖透過外交渠道與伊朗保持某種“冷和平”，甚至在海灣合作委員會（GCC）內(nèi)部斡旋爭端。

然而，當伊朗最高領(lǐng)袖隕落，德黑蘭的報復(fù)邏輯卻變得冷酷而直接：這是一種蓄意的戰(zhàn)略——向鄰國索取“巨大的成本”，通過無差別地破壞地區(qū)穩(wěn)定來展示其絕望后的瘋狂，同時也綁定所有鄰國必須選邊站。

如果不想永無安寧，就要一起想辦法讓美國和以色列停手。

炸你，現(xiàn)在是為了炸美軍基地，但過兩天呢？

這樣的做法，既有戰(zhàn)略的考慮，又顯示伊朗對其他阿拉伯穆斯林國家的毫不手軟。

其實，在這次空襲之前，伊朗與其他海灣國家的關(guān)系就不好：

伊朗與沙特在也門的代理人戰(zhàn)爭已持續(xù)十余年；

2023年，伊朗甚至再次聲稱對巴林擁有“歷史主權(quán)”。

拓展閱讀：https://www.iranintl.com/en/202308154727（伊朗對巴林的歷史心結(jié)）

盡管伊朗并未與這些國家發(fā)生過如今日這般的直接軍事對抗，但在伊朗眼中，這些遜尼派君主國，始終是對手甚至是敵手。

為什么當伊朗感到生存受威脅時，會本能地將矛頭指向海灣對岸的阿拉伯兄弟？

這不僅僅是因為現(xiàn)代的石油或美軍基地。

對于新聞關(guān)注者來說，這是一場突發(fā)的戰(zhàn)爭；但如果我們深挖歷史，會發(fā)現(xiàn)，這是一道撕裂了千年的傷口再次崩裂。

海灣阿拉伯國家（以沙特為首）與伊朗之間的敵視，是一個疊加了種族（Ethnicity）、宗教教派（Sectarianism）和帝國地緣（Imperial Geopolitics） 的多層級文明斷層線。

今天飛越波斯灣的每一枚導(dǎo)彈，其燃料或許是現(xiàn)代推進劑，但其導(dǎo)航系統(tǒng)深處的邏輯，卻是由公元7世紀的血仇、16世紀的帝國爭霸和20世紀的民族主義共同編寫的。

要理解這場正在發(fā)生的戰(zhàn)爭，不管是對于關(guān)注頭條的你，還是學(xué)習(xí)AP世界歷史的學(xué)生，我們都必須剝開這層血淋淋的現(xiàn)實，去回溯那三個決定命運的歷史維度：

1979: 現(xiàn)代地緣政治的起點

如果不翻開歷史書，很難想象今天勢同水火的沙特為領(lǐng)導(dǎo)的阿拉伯國家和伊朗，在幾十年前，竟然是同一個戰(zhàn)壕里的兄弟。

把時鐘撥回到20世紀70年代，正是冷戰(zhàn)正酣的時候。

當時的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 (Richard Nixon) 剛從越南戰(zhàn)爭的泥潭里拔出腿來，實在不愿意再往中東派大兵了。

但他又擔心蘇聯(lián)染指波斯灣的石油，怎么辦？

華盛頓想了個絕妙的主意，叫 “雙柱政策” (Twin Pillars Policy)。

簡單說，就是找兩個“代理人”當警察，幫美國看場子。

第一根柱子是伊朗。

那時的伊朗由親西方的巴列維國王 (Shah Mohammad Reza Pahlavi) 統(tǒng)治，靠著石油美元，武裝到了牙齒。

石油美元扶起來的巴列維國王，1979年丟了國

第二根柱子是沙特阿拉伯 (Saudi Arabia)。

沙特皇室 (House of Saud) 負責(zé)出錢，利用宗教影響力維持穩(wěn)定。

沙特是世襲君主制度

那時候的沙特和伊朗雖有小摩擦，但在美國這個大哥的撮合下，簡直是海灣的一對璧人。

直到1979年，一切都變了。這一年，不僅改寫了中東歷史，也成了現(xiàn)代地緣政治的噩夢開端——伊朗人質(zhì)危機(Iran Hostage Crisis)。

美國大使館的人被扣了444天，直接把卡特總統(tǒng)搞下臺了。

但在海灣對岸的沙特看來，這比人質(zhì)危機恐怖一萬倍。

1979年，人質(zhì)危機的導(dǎo)火索，其實是伊朗革命：統(tǒng)治伊朗半個世紀，大力推行世俗化的巴列維國王被政變推翻，流亡海外。

而推翻國王上臺的那個宗教領(lǐng)袖——大阿亞圖拉 霍梅尼 (Ayatollah Khomeini)，是個徹底的“游戲規(guī)則顛覆者”。

流亡海外的Khomeini在伊朗革命期間，從法國航空上被護送著走下旋梯：多少人的命運和血淚將就此改變啊……

他不僅僅是換了個總統(tǒng)，他是換了一套國家管理系統(tǒng)。

霍梅尼提出了一個叫 “法基赫的監(jiān)護” (Velayat-e Faqih) 的理論。

他的邏輯很硬核：國家不該由國王統(tǒng)治，而必須由精通伊斯蘭律法的法學(xué)家來監(jiān)護。

這簡直就是指著沙特國王的鼻子罵。因為沙特皇室的統(tǒng)治合法性，完全建立在他們是 “兩圣地監(jiān)護人” (Custodian of the Two Holy Mosques) 這個身份上。

霍梅尼公開宣稱：“君主制是違反伊斯蘭教義的！”

他還罵海灣這些國王都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號召穆斯林推翻他們。

沙特皇室慌了：這不再是誰當老大的問題，而是“我還配不配活下去”的生存問題。

這種恐懼，很快就變成了赤裸裸的戰(zhàn)爭。

當隔壁伊拉克的獨裁者 薩達姆·侯賽因 (Saddam Hussein) 決定進攻伊朗時，沙特立馬站隊。

雖然沙特也不喜歡薩達姆，但比起那個要革自己命的霍梅尼，薩達姆簡直可愛至極。

沙特：我可愛嘛？

從新聞來看，是有點可愛的。

在長達8年的 兩伊戰(zhàn)爭 (Iran-Iraq War, 1980-1988) 里，沙特可是給薩達姆塞了幾百億美元。

在伊朗人眼里，這筆血債是確鑿無疑地記在沙特頭上的。

這就是典型的 “代理人戰(zhàn)爭” (Proxy Wars)，自己不下場，但這梁子算是結(jié)死了。

時間快進到2003年，美國再次介入，推翻了薩達姆，反而制造了一場地緣災(zāi)難。

伊拉克這個原本由遜尼派統(tǒng)治的防波堤塌了，變成了一個什葉派占多數(shù)的國家。

伊朗抓住了機會，迅速滲透。

很快，約旦國王就驚恐地發(fā)明了一個新詞—— “什葉派新月” (The Shia Crescent)。

你看看地圖就會明白沙特的窒息感：

從 伊朗，連到伊拉克，再到敘利亞阿薩德政權(quán)，最后連到黎巴嫩的 真主黨 (Hezbollah)。

沙特突然發(fā)現(xiàn)，自己被一個“什葉派同盟”給包圍了 (Encirclement Anxiety)。

這也是為什么現(xiàn)在沙特對也門的胡塞武裝反應(yīng)這么激烈——因為那是他們最后一塊原本安全的后院。

除了這些主義和宗教，當然還有最現(xiàn)實的利益 (Realpolitik)。

波斯灣出口有三個像咽喉一樣的戰(zhàn)略小島：阿布穆薩島 (Abu Musa) 和 大小通布島 (The Greater and Lesser Tunbs)，見下圖：

阿聯(lián)酋說是它的，但伊朗軍隊自從1971年占領(lǐng)后就沒走過。

再加上在 OPEC組織會議桌上，為了油價和配額，兩家也沒少拍桌子。

如果你只看這一層，你會覺得：

這就是兩個現(xiàn)代國家，為了地盤、政權(quán)和石油美元在互毆。只要利益談妥了，或者換個溫和派總統(tǒng)，也許就能和平？

事情如果真這么簡單就好了。

正如我們在開頭所說，這次的沖突之所以如此致命，是因為這層現(xiàn)代政治的皮之下，還流淌著千年未解的血液。

我們要繼續(xù)往下挖，去看看那個被大多數(shù)新聞忽略的、更深層的根源——兩大帝國的幽靈。

故事的主角是一個年僅13歲的少年，名叫 沙阿·伊斯梅爾一世 (Shah Ismail I)。

1501年，這位少年攻占了大不里士（Tabriz），建立了一個改變中東命運的王朝——薩法維王朝 (The Safavid Empire)。

在此之前，現(xiàn)在的伊朗地區(qū)大部分人其實是遜尼派。

但伊斯梅爾做了一個驚天動地的“豪賭”：他強制命令全境改宗，必須信奉伊斯蘭教的什葉派 (Shia Islam)。

拒絕的人，要么流亡，要么付出生命的代價。為什么他要這么做？是因為他比別人更虔誠嗎？

歷史學(xué)家會告訴你，這更像是一個極其冷酷的地緣政治決策 (Geopolitical Strategy)。當時，西邊聳立著一個龐然大物——奧斯曼土耳其帝國 (The Ottoman Empire)。

那是遜尼派的世界領(lǐng)袖，哈里發(fā)就在伊斯坦布爾。如果伊朗也信遜尼派，那么無論從法理還是體量上，它永遠只是奧斯曼的一個“小弟”或者邊陲省份。

為了不被吞并，為了確立獨立的民族身份，伊斯梅爾必須人為制造一道精神城墻。

他成功了。

從那一刻起，什葉派信仰就與 波斯民族主義 (Persian Nationalism) 深度綁定。

伊朗不再僅僅是一個國家，它成了什葉派的“梵蒂岡”，一個與周圍格格不入的孤島。

這就導(dǎo)致了中東出現(xiàn)了兩條截然不同的文明演進路線。第一條是奧斯曼路線，
這也是今天沙特等遜尼派國家所繼承的歷史遺產(chǎn)。

奧斯曼帝國幅員遼闊，統(tǒng)治著多民族、多宗教的龐大疆域。為了管理，他們發(fā)明了 “米勒特制度” Millet System.

這是一種相對寬容的治理模式：不管你是基督徒、猶太人還是穆斯林，只要交稅，你在自己的米勒特社區(qū)里依然享有法律和宗教自治權(quán)。（類比中國的民族自治區(qū)）

所以，遜尼派的思維模式往往是“大一統(tǒng)”的、普世的。

第二條則是 波斯路線。

薩法維王朝誕生于危機之中，為了生存，它必須將信仰軍事化，因此它時刻處于防御姿態(tài)，因為周圍都是“異端”的敵人。

這種受圍心態(tài)一直延續(xù)到了今天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

于是，兩個巨人的碰撞不可避免。接下來發(fā)生的，就是長達兩個世紀的 奧斯曼-波斯戰(zhàn)爭 (Ottoman–Persian Wars)。

這場戰(zhàn)爭塑造了今天中東的每一條邊界。雙方爭奪的焦點，恰恰就是今天的 伊拉克和高加索地區(qū)。

如果我們把當年的戰(zhàn)役地圖拿出來，覆蓋在今天的地圖上，會感到脊背發(fā)涼：
歷史不僅在押韻，簡直是在復(fù)制。

人類從歷史中學(xué)到的，就是什么都沒有學(xué)到……

當年的巴格達（Baghdad）和巴士拉（Basra），在兩個帝國之間以此拉鋸，今天依然是伊朗和沙特爭奪影響力的最前線。

沙特今天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焦慮，本質(zhì)上就是當年奧斯曼帝國對波斯擴張恐懼的延續(xù)。

他們害怕的也是同一件事：波斯人不僅想要土地，他們還想要輸出一種顛覆性的意識形態(tài)。

所以，當我們看到今天沙特和伊朗在代理人戰(zhàn)爭中互相角力時，其實是奧斯曼和薩法維的幽靈在沙漠中對視。

所以，在這層地緣政治之下，還埋藏著更原始、更本能偏見，那是種族之間的千年鄙視鏈——阿拉伯人 vs. 波斯人。

在國際新聞里，經(jīng)常把中東那片重要海域稱為 Persian Gulf (波斯灣)——這也是國際公認的地理名稱。

運石油的海灣：我把東邊給了你（阿拉伯），西邊給了他（波斯/伊朗）

什么名字也不留下～

但如果你坐飛機降落在利雅得或者迪拜，最好改個口。在阿拉伯國家眼里，這片水域必須叫 Arabian Gulf(阿拉伯灣)。

這不僅僅是地圖上的幾個字母，也不僅僅是語義學(xué)的爭辯。這是對話語權(quán)的寸土必爭——這到底是誰的后院？

這種爭端背后，藏著一種讓雙方都無法釋懷的優(yōu)越感。

先看看波斯人 (Persians) 的視角：伊朗人對此有著近乎執(zhí)拗的驕傲，他們的文明記憶可以追溯到輝煌的前伊斯蘭時代 (Pre-Islamic Era)。

那個時候，居魯士大帝 (Cyrus the Great) 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真正的全球帝國，波斯波利斯 (Persepolis) 的宮殿讓萬國來朝（AP ART HISTORY Mediterranean 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