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人間像素
在萬家燈火之間，誰在異鄉(xiāng)守歲？
春節(jié)，是中國人一年中最隆重的時刻。無論身處何地，人們都會在這幾天里不自覺地回望來路——餐桌上的味道、電話那頭父母的聲音、窗外此起彼伏的鞭炮聲，都在提醒我們：故鄉(xiāng)不僅是地理坐標，更是一種時間的召喚。
但總有一些人，是在不同的時區(qū)迎來農(nóng)歷新年的。
當多倫多的雪夜替代了香港的霓虹，當墨爾本的火車線成為日常軌跡，當韓國大邱的街巷漸漸熟悉到可以閉眼行走——春節(jié)對他們而言，不再只是團圓的象征，而是一場關(guān)于身份與牽掛的對話。
本期春節(jié)特別專題，講述三段跨越亞洲與北美、大洋洲的真實遷徙故事。他們沒有什么“為了更好的生活”之類的遠大理想：有人因一次烏龍的邀約遠赴韓國求學，順勢工作、定居、成家；有人嘗試在更親近自然的環(huán)境里，為女兒尋找不再“內(nèi)卷”的童年；有人在職場挫敗與家庭壓力之間，被推向澳大利亞的海岸。
他們獲得了空間的寬廣、制度的穩(wěn)定、下一代更舒展的成長環(huán)境；與此同時，也在無形中承擔著另一種代價——與父母親朋的距離、語言與身份的門檻、以及一種始終無法徹底消散的孤獨。
其中一位講述者說，移民就像一只風箏，無論飛得多遠，那根線軸永遠留在中國。
春節(jié)，是風箏線被拉得最緊的時刻。
在這個象征團圓的節(jié)日里，我們邀請讀者一起走進這些“異鄉(xiāng)守歲”的人生，去理解遷徙如何改變一個家庭的軌跡，也去思考一個更恒久的問題：當你在另一個國家安頓下來，鄉(xiāng)愁究竟以什么樣的方式存在，又是如何消解的？
在澳大利亞，即便嘉藝擁有漂亮的專業(yè)成績和一年的國內(nèi)IT經(jīng)驗，但在拿到永居（PR）身份前，投出的簡歷幾乎沒有回應(yīng) 。直到身份解決后，才進入本地的公司工作 。而嘉明本身在香港的工作并非高薪厚職，雖然加國的起步薪資略遜于香港，但工作性質(zhì)相近，且在一年內(nèi)便獲得了主管的提拔。在韓國，隨著語言的流暢，輕輕終于從餐館走進了公司，成為一名翻譯并接觸其他職務(wù)，在同一家公司一干就是七年。
盡管他們已經(jīng)學會了如何像本地人一樣生活，卻依然清醒地意識到，自己只是“生活在異國的中國人”，而非真正意義上的本地人。
“就像是一只風箏，不管飛多遠都連著線”
輕輕，41歲
所在地：韓國
移居時間：19年
這事得從我留學開始說起。我有個表妹一直成績不錯，但是高考失利只上了大專，大專畢業(yè)后想繼續(xù)深造的她跟我聊天時，她說：當時的我也沒有個靠譜的正式工作，也就動了念頭。我媽是持支持態(tài)度，我爸不太樂意，但他不反對我出去看看。
我的英語不好，就不想選擇英語國家，當時獲得日本留學簽證頁很難，我最終在留學中介的推薦下選了韓國。決定了以后手續(xù)辦得很快，剛開春的時候決定要出去，6月初我的韓國留學生活就開始了。但是表妹因為英語不錯，在拿到大專畢業(yè)證之后申請到了荷蘭的學校，9月份才出發(fā)。所以我們倆雖然相約“一起留學”，但并未在同一個國家。
因為我是0語言基礎(chǔ)，首爾的語言學校不提供住宿，還要獨自處理自己的一切事物，于是就選擇了位于大邱的學校，就因為那所學校提供集體宿舍。當時也沒想到從語言學校到就業(yè)、定居，都是在大邱這個城市。
當時我22周歲，跟我一起在語言學堂學習的同學大多是高中畢業(yè)或者還沒畢業(yè)就過來的“小朋友”，我在國內(nèi)又在電視臺實習過，有過工作經(jīng)驗，所以在家人幫我支付學費的情況下，我覺得生活費得靠自己掙。稍微學了幾個月語言就開始打零工，最快是我跑過住宅區(qū)，挨家挨戶貼傳單，也在手機流水線上裝過零件，語言稍微流利一些后還去飯館端過盤子，再后來語言學得不錯，就從翻譯的職務(wù)開始，加入了一家當?shù)毓尽?/p>
留下的原因也很簡單，如果持有學習或工作簽證，每年都需要續(xù)簽，考慮到持有綠卡可以省去這些麻煩，算下來積分又剛好達標，就干脆辦了綠卡。后來我在這邊結(jié)婚生子，孩子就是韓國籍，孩子接受當?shù)氐慕逃⑾硎鼙緡难a貼是理所應(yīng)當?shù)模簿鸵恢绷粼谶@邊。
我在那家公司干了七年，基本上沒有遇到過歧視外國人的情況?？赡苁俏疫\氣比較好，在職場遇到的大多數(shù)人對外國人都比較友好，也有少數(shù)對中國不了解的人會問“中國有這個嗎？在中國會這樣嗎？”之類的問題。
我不是沒有想過要回國，讀書的時候總想著是要回國發(fā)展，甚至之后認識了我現(xiàn)在的先生，也想著是回國發(fā)展的空間更大。研究生畢業(yè)后，我試著投了一些簡歷，也拿到了一些offer，在咨詢了國內(nèi)的朋友職場情況之后，我還是暫時打消了回國的念頭。
來韓國近20年，感覺到最大的變化來自韓國人對進口產(chǎn)品的態(tài)度。記得剛來的時候，大多數(shù)韓國人堅信“身土不二”非常熱愛自己的國家以及國產(chǎn)的任何物件，但現(xiàn)在對進口產(chǎn)品的接受度明顯提高了。
我在韓國只有同學、學姐學長、同事關(guān)系，再加上后來生孩子之后進了“媽媽圈”，就是我在這里全部的社交圈了。跟在國內(nèi)的朋友們聯(lián)系得還算比較多，但也只能當“網(wǎng)友”。每次回國之前列個清單，除了一定要吃到的各種美食，就是安排和朋友們見見面。
盡管在韓國居住、生活的時間已經(jīng)趕上在中國的時間，但我仍然能感覺到在這里時一個“外國人”，我就像一只被放飛的風箏，“飄”在異鄉(xiāng)，但那個線軸永遠是在中國。孤獨是我沒辦法回避的東西，因為這不是我從小長大的地方。就算是成家了、有孩子了，也只是多了牽掛。因為這牽掛，我留在了這里。但沒有朋友、沒有根，孤獨就始終跟隨著我。
“生活向前的每一步，都是在做抉擇”
嘉明，52歲
移民目的地：加拿大
移居時間：3年
我在香港出生，接受教育，畢業(yè)后一直在香港工作，在2008和2009曾到加拿大旅游，自己非常喜歡這里的環(huán)境和生活?；楹笈畠撼錾?，我們一直在尋找更適合下一代成長的地方，因為很多朋友都在多倫多生活，我們在 2021 年開始籌備移民加拿大，2022年年中正式誠興。
抵達多倫多后，我們一家三口寄居在一對好朋友家中，我們在香港認識，他們持加拿大護照，回流多倫多也已經(jīng)有十多年了。我們還沒出發(fā)，他們就已經(jīng)在加拿大幫我們登記家庭醫(yī)生，替我女兒報名暑假活動。我們在朋友家中住了一個多月，期間他們教我家在多倫多如何生活，所以適應(yīng)新生活并沒有遭遇什么困難。這對朋友是我們一家人生命中的天使。
我在香港的工作也不算是什么高薪厚職，所以在加拿大雖然收入不如在香港，可是工資落差也不算是太大，工作性質(zhì)跟在香港時也差不多，妻子也找到一份合意的工作。我入職第三年，主管提拔我升職。我覺得我們一家都是幸運的。
過程中最困難的是如何跟雙方父母交代。全程我只是和妻子一起計劃，幾乎要出發(fā)了才告知家人這個決定，但我清楚一旦跟他們商量，最終就會很難誠興。是滿足父母的期待、留下陪伴家人，還是為自己與妻女尋找更理想的生活，毫無疑問我選擇了后者，移民籌備過程中有太多事情要考慮、要處理，所以我不想給任何人動搖和拖延我的計劃。
當然這樣的安排，對家人來說是非常差劣的，這是我人生中沒法彌補的遺憾。
說回現(xiàn)在的生活，我們現(xiàn)在住的房子有兩百平方米，另加地庫和后花園，所在位置四通八達，“學區(qū)”也不錯。同樣的價格在香港，我們大概只能買到 50 平方米的兩室蝸居。我和妻子更在乎的還是女兒的教育。這里的教育氛圍對小孩子更加友善，不可能找到學生因?qū)W習壓力自殺的新聞。
而消閑生活也跟香港不太一樣，感覺更貼近大自然，我多次見到野兔和狐貍在我家后花園溜達，冬天駕車可以到看北極光的地方，夏天可以駕車到不同很有北美特色的小鎮(zhèn)，或者駕車到以說法語為主的魁北克省感受在北美的歐洲風情。
多倫多已經(jīng)有很成熟的華人社區(qū)，在香港有的，在多倫多也有。如果一直留在香港，或許等孩子讀大學時也一樣要考慮與孩子分開的焦慮，而今似乎也不用從小就計劃如何把女兒送到國外升學。關(guān)于養(yǎng)老，我們更多還是在做準備，如何面對孩子羽翼豐滿，從我們身邊飛出去的那天。
堂姐的“背叛”，成為改變命運的推手
嘉藝，41歲
移民目的地：澳大利亞
移居時間：17年
讀書工作時，我都沒有過出國的想法。在我的概念里，我家一直很窮，“留學”這種事情根本就不應(yīng)該在我的世界里存在?？佳惺Ю螅揖驼伊藗€班上。
但是命運的轉(zhuǎn)機就發(fā)生在不經(jīng)意間。2008 年快結(jié)束的時候，我一時沖動裸辭，感情上也遇到一些挫折。結(jié)果臨近年關(guān)不太好找工作，我就先回家了。遇到堂姐問我近況，我就告訴了她，千叮嚀萬囑咐不要跟我家里人說我辭職的事情。結(jié)果過年回家聚會時我說要提前開工回北京，堂姐卻在人前當場拆穿我，我鬧了個大笑話，也有十年沒有跟堂姐聯(lián)系。
送走家里的親戚們，爸爸媽媽和我長談了一次。他們告訴我家里的經(jīng)濟狀況其實還可以，提供了一個去澳大利亞讀研究生的選項。我爸對我第一次考研失利還是很耿耿于懷的，而在 2009年，去海外讀研還能算得上“鍍金”。
所以某種程度上，堂姐的“背叛”才是這個直接改變了我的命運的推手。
選擇澳大利亞，則是因為我的大姨早已移民那里多年，父母覺得多少有個照應(yīng)，申請學校的時候，也只申請了“澳大利亞八大”中的其中一所，那是大姨的女兒曾經(jīng)就讀的學校。
第一年生活在親戚家有親戚照顧日常飲食，住在親戚家后院的單獨granny flat私密性也很好。除了去學校的距離有點遠，生活上都很方便。讀到第二年，我找到同學一起合租，不想再過多打擾大姨，就搬到學校附近住，過上了和大多留學生一樣的生活。
我是 IT 方面的本科畢業(yè)，在這邊也學了相關(guān)專業(yè)，我的英語一直以來也算不錯，所以學習對我來說并不算困難，畢業(yè)的成績單也很漂亮。但即便如此，畢業(yè)找第一份工作仍然頗費了一番周折。在沒有拿到永居身份之前，投正經(jīng)工作基本上沒有回應(yīng)，而拿到了永居身份之后，明顯回應(yīng)就多了起來。最后感覺是靠運氣，投到了一個本地的IT公司剛好缺人，總算入了行。
工作了兩三年，有能力貸款買房了，我就開始留意買房的事。當時還沒買車，就確定要在火車站附近選擇，方便工作通勤。順著幾條火車線看了差不多二十幾個房子，我大概對市場和自己的負擔能力有了一個整體認識。
某天看到了現(xiàn)在的房子在開放，進去看了五分鐘就有感覺差不多就是他了。這個房子不是拍賣，跟中介出了個我覺得可以負擔的價。來回打了幾個電話第二天就接到電話，說房東接受了我的offer。其實當時沒有特別高興的感覺，因為一早就有預感，這個房子就是我的。
現(xiàn)在我已經(jīng)在澳大利亞生活了 16 年，和國內(nèi)的家人朋友都是逢年過節(jié)問候一下的那種。我從來不是那種特別需要陪伴或者朋友的人。所以不管是國內(nèi)還是國外朋友都挺少的。但這和移民不移民沒有關(guān)系，就算我在國內(nèi)，估計也不會是那種有很多朋友的人。
我在長沙長到 18 歲，去了北京，待了七年。來澳大利亞則已經(jīng)有 17 年了。我喜歡墨爾本，這里已經(jīng)成為我的第二故鄉(xiāng)，但我一直以來有一個自我認知：我是Chinese living in Australia 而不是Australian。
我知道我會在這里待上很長時間，在此終老也不是沒有可能。但這種底層的歸屬感出生時沒有，就是沒有，這是無法培養(yǎng)的。
我喜歡這里，但我并不屬于它，這兩者并不沖突。
跨越千里的牽掛，“異鄉(xiāng)人”是甩不掉的標簽
遷徙的下半場，是關(guān)于“扎根”的博弈。當最初的沖動消散，讓這些異鄉(xiāng)人最終決定不再回頭的，往往是那些極其具體、甚至有些冰冷的現(xiàn)實考量。
對于已經(jīng)組建家庭的移民者來說，下一代的生存環(huán)境是決定去留的決定性因素，對社會支持系統(tǒng)的感受，則直接影響了他們對“養(yǎng)老”和“終老”的預期。
但當綠卡變成了某種生活背景，房子成了習慣的居所，移民者終將面對那個最核心的問題：我究竟是誰？
在這個問題面前，有人選擇了坦然的和解，有人則在寂靜中守護著那根拉向故土的線軸。
孤獨在這些故事里呈現(xiàn)出不同的面貌。
如今，他們不再糾結(jié)于是否能完全變成“當?shù)厝?rdquo;，而是學會在異國的土壤上，以一種最舒服的姿態(tài)搭建起自己的世界。他們是父母、是職員，也是那個遠在大洋彼岸、心中始終牽掛著線軸另一端的游子。
如其中一位講述者所言：“孩子是我現(xiàn)在的牽掛，但我也是爸爸媽媽永遠的牽掛。這種錯位的牽掛，是移民者一生都要償還的債。”
后記
遷徙，是一場沒有標準答案的等價交換
在整理這三位的自述時，我反復思考一個詞：代價。
在這些文字里，我們看到了空間的跨越——從擁擠的香港舊樓到多倫多帶火爐的獨立屋；看到了身份的跨越——從餐館的洗碗工到本地IT公司的職員；更看到了心態(tài)的跨越——從對未來的極度不安，到在異鄉(xiāng)的晚霞中尋找內(nèi)心的平靜。
但遷徙從來不是單向的獲得。它是一場極其隱秘的等價交換。
你換取了下一代更寬松的跑道，代價可能是與原生家庭之間永遠無法彌補的疏離感；你獲得了更貼近自然的生活環(huán)境，代價可能是終身都要背負的“異鄉(xiāng)人”標簽，以及那份即便在人群中也揮之不去的、如影隨形的孤獨。
這三個故事之所以動人，是因為他們沒有過度美化他鄉(xiāng)，也沒有刻意回避故土。他們誠實地記錄了那些由于“烏龍”或“意外”開啟的旅程，最終如何變成了堅韌的扎根。
移民，本質(zhì)上是一個人試圖在世界的另一個坐標點上，重新解釋自己。
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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