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級CPU領域，AMD也在“蠶食”英特爾的市場。在桌面CPU市場，AMD已經略微超越了英特爾。根據德國電商Mindfactory的最新銷售報告顯示，僅AM4主板的銷量就超過了英特爾全系，如此巨大的增量，帶來的是桌面CPU份額的反超。
筆記本CPU向來是英特爾的壓艙石，AMD久攻不下，如今AI正在為數十年來最大規(guī)模的PC更新推波助瀾，這更給英特爾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時機。但英特爾在此前的產品（如Meteor Lake和Arrow Lake處理器）中搭載的NPU性能不足，其新的Lunar Lake處理器也未獲得PC廠商的廣泛響應。
雖說如果英特爾推出更具競爭力的產品，有可能催生更強勁的AI PC產品周期，可在PC市場長期低迷的背景下，AI PC到底能不能逆轉局勢、讓PC市場重新恢復高速增長，還是一個疑問。
比起一個扭轉局勢的CPU“王者”，英特爾更想做的其實是可以和臺積電媲美的芯片代工巨頭，而美國政府真正看中的也是它的代工資產。但是，令人惋惜的是，英偉達帶來了資金、利好和希望，唯獨沒有給英特爾的晶圓工廠帶來訂單。
在發(fā)布會上，黃仁勛未直面回應是否會使用英特爾的代工，僅表示，“我們一直在評估英特爾的代工技術”。
問題就卡在技術上。在接連出現多次芯片制程工藝被推遲數年的情況后，英特爾與臺積電的差距已經拉開，甚至英特爾自己一些尖端芯片的生產，也外包給了這家代工巨頭。如今英特爾全部的希望寄托于18A工藝，而據外媒 KeyBanc 的報道，英特爾最新的18A制程良率從10%升至55%，但仍落后于臺積電N2的65%。
這不代表英特爾沒有機會了。因為臺積電的產能越來越跟不上英偉達、蘋果等巨頭的需求，在未來幾年，這種情況可能會一直持續(xù)。
摩根大通在11月10日發(fā)布的一份研究報告中指出，盡管英偉達據報已要求臺積電將N3產能擴張至每月16萬片晶圓（wfpm），但臺積電到2026年底的實際產能可能僅能達到14萬至14.5萬片。這一預測意味著，未來兩年內，全球最先進芯片的供應缺口將持續(xù)存在。除此之外，在更先進的N2制程上，產能已被高通、聯(lián)發(fā)科、蘋果和AMD等客戶訂滿，而原定的兩座晶圓廠根本不足以滿足需求。
巨頭們都在以高出50%至100%的晶圓價格爭搶產能，但即使這樣，也不見得能保證最快交付。
臺積電的產能不足，對英特爾而言無疑是一個重新回到大客戶視線范圍內的機遇，而且它不單單是作為巨頭們退而求其次的選擇，更關鍵的是可能成為制衡臺積電的一個砝碼。這讓英特爾的代工業(yè)務有了更大的戰(zhàn)略價值，也就擁有了更多可以周旋的余地。
透過當前的產能緊缺，巨頭們不僅僅深深體會到了產品被芯片代工卡住的痛楚，也意識到對臺積電的過度依賴，已經成為一種危機。當他們不斷加錢、爭搶產能，結果是“犧牲”了自己，把臺積電這個巨頭“喂”得更飽。摩根大通預測，如果“加急單”持續(xù)，加上匯率保持穩(wěn)定，臺積電的毛利率在2026年上半年有望達到60%區(qū)間的低至中段。
要想擺脫對臺積電的依賴，蘋果們需要英特爾，當然，前提是它能提供足夠穩(wěn)健、可量產的補充方案，達到客戶的要求。
當我們用商業(yè)邏輯去推測英特爾與英偉達的組合能給半導體行業(yè)帶來什么樣的變化時，其實并不客觀，因為在英特爾成為美國政府搶奪尖端制造的一顆關鍵棋子之后，英特爾的未來就不再屬于純粹的商業(yè)敘事。
而盡管美國政府為拯救英特爾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但這場彼此的“押注”也埋下了隱患。
前幾個月，英特爾CEO陳立武經歷了一場驚心動魄的“過山車”。8月7日，特朗普公開點名要求這名華裔CEO“立即辭職”，幾天后，陳立武“單刀赴會”面見特朗普及內閣，隨即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的態(tài)度來了個180度大逆轉，盛贊陳立武。這場風波雖然過去了，可它無疑直接暴露了英特爾在政治力量影響下的被動和無奈。
其實從商業(yè)視角來看，特朗普的“發(fā)難”也是符合邏輯的。根據現在的股權結構，英特爾沒有控股股東，但單一大股東已經成為美國政府。在持股比例上，美國政府（約10%）>英偉達（約5%）>軟銀（約2%）。
換句話說，美國政府在英特爾的人事、組織管理、戰(zhàn)略選擇等方面都有話語權。
不過，當它成了英特爾最大的“話事人”，英特爾在享受強制性力量帶來的好處的同時，也必然要承擔相應的“壞處”。
比如美國政府一直被詬病的效率低下問題，以及組織的臃腫與僵化等等。所以，如果其長期影響和左右英特爾，反而可能會進一步加劇該公司的發(fā)展問題，導致創(chuàng)新不足、效率低下以及成本不斷增加。
創(chuàng)新停滯、冒險精神缺失，是這個巨頭從輝煌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造成這種現狀的緣由既包括管理層的短視與傲慢，也包括激勵機制的不完善和官僚主義盛行。說到底，這是英特爾的企業(yè)文化出現了致命的“危機”，唯有從內部徹底改變這種企業(yè)文化，才有可能重新恢復創(chuàng)新的活力，而不是靠外部力量的干預。
一旦外部力量干預過度，不單單會遏制公司的創(chuàng)新，而且也容易造成內外的矛盾與沖突，影響執(zhí)行力。
英特爾現在的困境，需要的不只是美國政府的“托舉”，也需要一個足夠有魄力和執(zhí)行力的掌門人。陳立武合不合適，我們尚且不知，但幾乎可以確定的是，他在領導和改變英特爾時會受到一定的掣肘。
時至今日，英特爾的復興，已超越任何商業(yè)競爭，成為美國國家安全和地緣政治競爭的核心籌碼，這意味著它的命運與美國芯片制造產業(yè)的命運緊緊綁在了一起。在美國政府給其創(chuàng)造了有利的環(huán)境和條件之后，接下來就要看英特爾能不能抓住這根救命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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