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源 / 麗江市古城區(qū)文化和旅游局官方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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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是觀光體驗落差型。這類筆記往往源自于游客的心理期待與實際體驗之間的差距，例如，熱門景點過度擁擠、當地餐飲與預期口味不符、商業(yè)化程度影響游覽體驗等。
相較之下，這類內容通常較為客觀，因為發(fā)帖者大多以與大眾類似的預期出發(fā)，借此展現(xiàn)與網絡上安利帖形成反差的感受。既吐槽不足的地方，也對符合期待的場景作出表揚，體現(xiàn)了正反兼顧的中立態(tài)度，因此具有較強的參考價值。
第三種是標題黨引流型。此類筆記的主要目的是通過“避雷”標題吸引眼球，但內容往往與標題不符，甚至最終轉向正面推薦。
這種方式雖然短期內能夠吸引大量點擊，但與其“避雷”的初衷形成強烈反差，反而容易讓用戶產生反感。因此，這類筆記缺乏實際參考價值，更多是借“避雷”標簽追求流量。
那么，問題來了，為何“避雷帖”會在小紅書平臺上集中涌現(xiàn)，甚至呈現(xiàn)出一定程度的失序？
一個繞不開的背景是，以“普通人幫助普通人”為核心的小紅書社區(qū)氛圍，讓UGC內容成為絕對主流，大量筆記來自普通用戶分享，這種真實感構筑起平臺高信任度的根基，也使其成為3.5億月活用戶依賴的“消費決策場”。
在此基礎上生長的種草文化，本是基于真實體驗的信任傳遞，但隨著用戶規(guī)模擴大、商業(yè)化增加，真實分享與營銷內容之間的邊界逐漸變得模糊：部分內容在形式上仍是個人體驗，實際上卻是包裝過的品牌廣告話術。
當用戶帶著被種草的高預期消費，卻遭遇體驗落差后，信任感就會開始松動。再疊加消費心理學中“損失厭惡”效應，用戶對負面信息的敏感度天然高于正面評價，尤其是許多用戶會主動搜索消費建議，“避雷”這類強情緒、強共鳴內容更容易被記住、被熱議。
于是，“主動發(fā)避雷帖”在成為對抗“被虛假種草”手段的同時，也逐漸成為新的流量入口。只是，當表達動機發(fā)生變化，原本用于降低決策風險的內容，難免偏離其初衷。
其實，“避雷帖”本身并非原罪。相反，它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確實為用戶提供著重要的決策參考。
真實的避雷帖，一方面能幫助消費者省去逐一對比、試錯驗證的過程，降低決策時間與經濟成本。另一方面，能提前暴露消費場景中可能存在的隱性收費、品質瑕疵等問題，為用戶提供必要的預警。
作為小紅書資深用戶，小喬早已養(yǎng)成消費前先上平臺“搜一搜”的習慣，要么循著攻略種草心儀好物，要么通過避雷帖排查潛在風險，平臺一度是她決策時的“重要參考”。
只是，這種“參考”并非次次奏效。她向「定焦One」提到，前陣子選購動感單車時，先是靠小紅書上的避雷帖排除了一個品牌，轉而被另一個品牌的種草內容打動并下單，可收到貨后徹底失望：“坐墊太難受，完全是踩雷。”
在業(yè)內人士看來，這類情況并非個例。
一名從事小紅書廣告投放的項目管理人員告訴「定焦One」，平臺對明顯的惡意避雷帖會介入處理，但當前更常見的，是介于真實反饋與惡意行為之間的“灰色操作”。
這類內容主要分為兩種形式：一是同行競爭式抹黑，通過產品測評或體驗分享的名義，用自身產品的優(yōu)勢對比競品短板，明褒暗貶抬高自己、貶低對手；二是“白嫖黨”式的惡意避雷，這類用戶借助輿論向品牌施壓，以“體驗不佳”為由要求退款，意圖無償占有商品。不過她也提到，若涉及高單價產品且負面影響較大，品牌通常會選擇維權。
“核心難點在于邊界太模糊。”該人士直言，只要發(fā)帖者能提供真實消費記錄，品牌往往難以分辨是真實反饋還是惡意避雷。為了避免輿情發(fā)酵，大多數商家會選擇退款息事寧人。而且在現(xiàn)有機制下，商家應對這類問題的方式十分有限，除了向平臺舉報幾乎之外沒有更多主動空間，即便審核后相關內容被下架，發(fā)帖者稍作修改后仍有可能再次發(fā)布。
這種不確定性，也切切實實讓一些商家的正常經營受到影響。
云南某旅拍寫真館負責人向「定焦One」表示，他曾多次遇到無正當理由要求全額退款的顧客，如果不同意，就會被威脅要在小紅書發(fā)差評或避雷帖。在他看來，有些內容明顯扭曲事實，卻在未經任何核實的情況下被發(fā)布，導致店鋪口碑下滑，生意受到很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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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不否認“避雷帖”本身的合理性。“不是所有避雷帖都是無理取鬧，確實有部分商家存在問題，用戶發(fā)聲無可厚非”，但他同時指出，當個別內容被情緒化放大時，網絡輿論便容易演變?yōu)閷ι碳业膯畏矫鎸徟校?ldquo;如果確實存在糾紛，客人完全可以通過法律途徑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而不是在網絡升堂。”
當“真實吐槽”與“惡意抹黑”越來越難以區(qū)分，平臺的責任邊界究竟應劃在哪里，已成為無法回避的問題。
一部分爭議已經被推向平臺之外，進入法律評判的范圍。
上述寫真館負責人向「定焦One」提到，前段時間曾遭遇同行刻意指使消費者散布針對性不實言論惡意詆毀，目前他已經通過法律途徑成功維權。
北京至普律師事務所主任李圣律師向「定焦One」解釋，區(qū)分真實避雷與惡意抹黑，關鍵不在于言辭是否激烈，而在于是否具有事實基礎、是否明顯失真，以及是否存在不正當目的。
例如，惡意抹黑往往表現(xiàn)為編造或夸大事實、斷章取義，甚至將個別問題上升為“詐騙”“黑店”等定性指控。尤其是在無充分證據的情況下，對商家進行違法或道德定性，極易構成侵權。若發(fā)帖行為同時伴隨退款施壓、有償刪帖、導流競爭對手等情形，往往已超出合理評價邊界，屬于惡意詆毀。也因此，對于情節(jié)嚴重的“白嫖黨”，甚至存在被認定為敲詐勒索的刑事風險。
此外，李圣稱，同行進行測評或對比本身并不違法，法律認定商業(yè)詆毀的關鍵在于三點：第一，行為主體與被貶低對象之間存在現(xiàn)實競爭關系；第二，對比內容并非客觀、全面，而是刻意選取自身優(yōu)勢與競品短板進行不對等比較，或隱瞞關鍵條件、制造誤導性結論；第三，該內容足以損害競爭對手的商業(yè)信譽或交易機會。
一旦滿足上述條件，即使披著“測評”“種草”的外衣，也可能被認定為不正當競爭中的商業(yè)詆毀行為。
一邊是自認為“受害”的消費者或商家，另一邊是可能已構成侵權的內容發(fā)布者，來回之間，被喊話的平臺又承擔什么角色？
李圣表示，平臺是否擔責，法律上并非一概而論，核心判斷標準在于平臺是否“知道或應當知道”內容違法，卻未采取必要措施。
具體而言，在平臺不知情、未接到投訴的情況下，原則上不承擔責任；但當商家已明確投訴，并提供初步證據指出內容不實或侵權，而平臺仍未核查、未處置，導致?lián)p害擴大，則可能承擔相應的連帶或補充責任。李圣解釋，此次的麗江事件，從法律角度看，平臺并非對所有內容承擔事前審核義務，但依法負有合理的內容治理責任。
這場由避雷帖引發(fā)的喊話，本質上也是用戶、商家和平臺之間的博弈。
對平臺而言，“避雷帖”的強共鳴屬性，是拉動用戶活躍度與留存率的流量密碼；強化內容治理，則意味著更高的人力與技術投入，且過度干預可能限制用戶表達欲，影響社區(qū)活力。“增長邏輯”與“責任邊界”之間，平臺始終面臨取舍難題。
商家同樣身處矛盾之中，既要正視合理反饋，又要防范被惡意抹黑。消費者也非最終贏家，一方面，表達真實體驗、獲取充分信息，是避雷帖存在的正當基礎；另一方面，當“避雷帖”被流量機制放大甚至淪為獲利工具，最終稀釋的，恰恰是普通用戶最依賴的真實信息。
李圣認為，從法律角度看，建立發(fā)帖舉證機制、分級審核規(guī)則、明確處理時限和責任歸屬，都是既可落地、又能有效降低平臺與行業(yè)整體風險的長效機制。
只是，法律能厘清是非、劃清責任，被透支的用戶信任，卻難再原路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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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流量監(jiān)管起來，是各平臺之后要苦練的內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