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突如其來的全國性傳染病，打破了我們日常的許多幻覺。
原來在城市文明已經(jīng)站穩(wěn)腳跟的地方，仍然有如此多的人不顧禁忌追逐野味。原來我們的公共衛(wèi)生體制仍然漏洞頻出，并未充分吸取17年前的教訓。原來所謂的謠言有時候竟是“領先的預言”，在關鍵時刻足以救人性命。原來17年過去了，我們仍然只有一位敢于打破禁忌說真話的鐘南山。
雖然“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沒有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教訓”頻頻被人提起，但發(fā)生過的歷史卻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疫情時期的種種亂象，同時對照檢視政府、民間在應對方面的得失。
以下六本書，讓我們得以從不同維度去考察病毒和城市化、公共衛(wèi)生制度與政治、謠言與真相之間的關系。希望這個特殊的春節(jié)留給我們的不只有恐慌、憤怒和感動，還有對于國家、社會更深刻的認識。
作者: ［美］勞里·加勒特
出版社: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
原作名: The Coming Plague: Newly Emerging Diseases in a World out of Balance
譯者: 楊岐鳴 / 楊寧
出版年: 2017-1
“非典”已經(jīng)過去17年，但除了媒體報道合集、醫(yī)生回憶錄、英雄事跡之外，仍然沒有一本足夠有分量的全面反思著作，這也是為什么當年許多錯誤今天重演的原因之一。雖然國人的反思遠遠不足，但國外關注疫病問題的記者肯定不會錯過這場波及全球的傳染病。
《逼近的瘟疫》雖然聚焦于20世紀后半期，記錄了人類發(fā)現(xiàn)、研究埃博拉、拉沙熱、AIDS等傳染病的經(jīng)過，觀察了病源和傳病媒介如何變化，以對付人類自我保護的防御武器。
在中文版序言中，作者對于SARS的深遠影響進行了如下分析：
對于政治領導人而言，SARS促使了他們的驚醒。中國領導人看清了對流行病秘而不宣的代價，因為整個世界都不滿于否認這種新疾病的存在。加拿大領導人和中國香港特區(qū)政府官員發(fā)現(xiàn)自己竟忽略了醫(yī)院的傳染控制措施，終使醫(yī)院成了SARS的傳播中心，真是令人痛惜。美國的領導人原本感到高枕無憂，深信本國的疾病控制中心確有能力保護美國民眾不受微生物的威脅，如今也忽然關心起萬一SARS暴發(fā)，對國家安全會有何種影響了。
這樣的反思與本書的另一條主線一脈相承，那就是指導不當?shù)尼t(yī)療措施、方向錯誤的公共衛(wèi)生政策、目光短淺的政治作為或不作為，一次次成為病毒的“幫兇”。
比如，前蘇聯(lián)對于傳染病和公共衛(wèi)生總是編造各種虛假數(shù)據(jù)，其領導人急于要宣布在疫病控制方面已取得重大成就，可以與資本主義的歐洲和北美抗衡。
作者: 〔美〕史蒂芬·約翰遜 (Steven Johnson)
出版社: 譯言·東西文庫／電子工業(yè)出版社
副標題: 倫敦瘟疫如何重塑今天的城市和世界
譯者: 熊亭玉
出版年: 2017-1
無論是SARS還是2019-nCoV病毒，公眾的普遍共識都是禍起于野味，衛(wèi)生防疫空白地帶的野生動物市場成為城市中的“定時炸彈”。似乎只要順應民意將吃野味的行為入刑，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
然而，何以在現(xiàn)代養(yǎng)殖業(yè)如此發(fā)達的情況下，仍有如此多的人甘為一口野味不惜鋌而走險？這就并不是人人喊打就能夠解決的問題。這是農業(yè)時代在城市文明中的頑強遺留，也是權力欲望沖破城市秩序的某種外化。
20年間兩次波及甚廣的流行病，足以促使我們反思如何徹底拆除這些“定時炸彈”，從源頭上阻斷病毒的傳播，這是我們真正進入都市社會的必經(jīng)之路。
實際上，160多年前倫敦的一場瘟疫正是形塑當今城市的一股重要推動力，《死亡地圖》就講述了這背后的故事。
在此之前，倫敦是拾荒人的天下，應對250萬人口聚集的城市基礎設施——垃圾回收、公共衛(wèi)生部門、污水處理中心等還都沒有出現(xiàn)，糞便漫溢、污水橫流、臭味熏天是倫敦人習以為常的城市景觀，也成為霍亂的溫床。在當時，每隔四五年，倫敦就要爆發(fā)一次霍亂，每次爆發(fā)都要奪走上萬條生命，進而波及整個英國。
霍亂因何而傳播？醫(yī)生約翰·斯諾通過實地走訪調查發(fā)現(xiàn)，倫敦霍亂的大量病例都是發(fā)生在缺乏衛(wèi)生設施的窮人區(qū)，他得到了所有因病去世的人的詳細住址，并在地圖上用黑杠標注死亡案例，顯示出傳染源是一口公共水井，霍亂中的死亡者正是圍繞著水井分布和擴散。
在這份“死亡地圖”面前，倫敦政府開始痛下決心改善公共衛(wèi)生設施，建立起了大規(guī)模的供水網(wǎng)，全部配備壓力和過濾裝置。英國的經(jīng)驗后來又被歐洲其他國家、美國、日本等復制。因為這份地圖，此后倫敦再也沒有發(fā)生過大規(guī)模的霍亂流行事件。
作者: [美] 內森•沃爾夫（Nathan Wolfe）
出版社: 浙江人民出版社
副標題: 如何應對下一場流行病的暴發(fā)
原作名: The Viral Storm : the Dawn of a New Pandemic Age
譯者: 沈捷
出版年: 2014-4
如果說約翰·斯諾的“死亡地圖”是早期的大數(shù)據(jù)分析工具，那么在今天，無孔不入的數(shù)字監(jiān)控完全有能力在疫情演變成流行病之前及時發(fā)現(xiàn)和應對。致力于流行病早期檢測和控制的獨立研究機構Global Viral創(chuàng)始人Nathan Wolfe，在《病毒來襲》一書中就探討了大數(shù)據(jù)時代的流行病預測。
谷歌的工程師們通過搜索與流感相關的關鍵詞，建立了一個預測流感趨勢的系統(tǒng)，比美國疾控中心提供的流感數(shù)據(jù)準確率更高。2009年甲型H1N1病毒大流行期間，英國兩位計算機科學家通過追蹤Twitter中與流感相關信息的出現(xiàn)頻率，并將結果與官方衛(wèi)生數(shù)據(jù)比對，發(fā)現(xiàn)準確率達到了97%。
在這本書的最后一章，作者構想了流行病未來的末日——在疫情聚合圖的幫助下。這是一張包含所有人所在位置、感染的微生物、流動的地方、接觸的人，結合了數(shù)字化和生物學的信息圖。在作者看來“谷歌這樣的組織已經(jīng)幫我們創(chuàng)建了一個‘環(huán)球神經(jīng)系統(tǒng)’，如果我們想要有一個等同于‘環(huán)球免疫系統(tǒng)’的東西，就需要研發(fā)結合政府和非政府體系的新方法，使用最新的方法和技術。”
這一次，運營商、手機App已經(jīng)用于精準定位，追蹤移動軌跡和疫情傳播路徑，鎖定被感染者接觸過的人群。只是微博等網(wǎng)絡平臺尋找同乘者的啟示，反映出聯(lián)控聯(lián)防運行機制中間的“斷層”，不同平臺數(shù)字身份與現(xiàn)實身份之間的撕裂，距離Nathan Wolfe的理想仍有很大的差距。
同時，打造一張巨細靡遺的防控網(wǎng)絡的同時，如何處理隱私泄露的難題正在變得日益緊迫——想一想武漢返鄉(xiāng)人員的私人信息為何會在各種微信群中滿天飛。
作者: (日) 飯島涉
出版社: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副標題: 衛(wèi)生的制度化和社會變遷
原作名: ペストと近代中國：衛(wèi)生の「制度化」と社會変容
譯者: 樸彥 / 余新忠 / 姜濱
出版年: 2019-4
任何城市和國家公共衛(wèi)生體系的建立，都要邁過一道道傳染病的關卡，同時意味著國家權力的擴張?！妒笠吲c近代中國》就梳理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近代中國衛(wèi)生制度的形成，以及傳染病的流行是如何重塑社會組織，促成“公共衛(wèi)生”概念的。
根據(jù)作者的研究，對于19世紀末的鼠疫，清政府仍沿襲以往對瘟疫的應對辦法，即命令地方官采取適當?shù)拇胧?，其結果是，在廣州腺鼠疫流行時，擔當實際防治措施的是民間團體。
無論是本書還是梁其姿講授的著作都指出，明清時期善堂等慈善團體，鄉(xiāng)紳、會館、公所等地方組織在救死扶傷、應對疫病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然而，這種“政府撥款、民間實施”的模式伴隨著殖民權力的介入逐漸式微，在民國時期各種權力的角斗過程中，衛(wèi)生制度和防疫檢疫權最終成為國家權力的一部分?，F(xiàn)代衛(wèi)生制度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動員，使政府成功地介入社會。
實際上，衛(wèi)生體系的建立是中國近代化的一部分，和當時的許多事情一樣，一個國家必須要有這些配套的部門和制度，否則無法被納入國際游戲規(guī)則。一場場自上而下的“衛(wèi)生運動”并非出于公眾的權利覺醒，更多的是不同時期的政治需要。
這本書促使我們思考，此次疫情過后如何審視公共衛(wèi)生體系中政府與社會力量的關系，尤其是如何防止國家以公共衛(wèi)生之名從公眾手中奪走更多權利。
作者: （法）讓-諾埃爾•卡普費雷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副標題: 世界最古老的傳媒
原作名: Rumeurs: Le plus vieux media du monde
譯者: 鄭若麟
出版年: 2018-1
8名最早公開新型冠狀病毒信息的人士12月31日因“散播謠言被查處”，疫情爆發(fā)之后卻被民間追認為“八義士”，以至于最高人民法院親自發(fā)文談新型肺炎的謠言問題。和任何一次公共事件一樣，從此次疫情發(fā)酵開始，謠言問題注定將相伴始終，尤其是在官方機構和媒體公信力岌岌可危的情況下。
無論是一再被打臉的官方消息，不斷反轉的網(wǎng)絡輿論還是到處滋生的小道消息，對于權威信源的“失信”和集體恐慌都是謠言孽生的沃土。在最高法院語焉不詳?shù)奈恼轮校{言在法律被認定為是對“虛假信息”的表述。當有未得到及時救助的患者在網(wǎng)上求救時，“造謠”的指控更是成為雨點般砸下的鐵拳。
對于謠言這種民間輿論的自然產物，無論官方、民間都將其認定為僅有負面作用的貶義詞。然而，這可能是某種“中國特色”?！吨{言：世界最古老的傳媒》一書就一針見血地指出：謠言的定義只是“一種未經(jīng)證實的消息”，“真實性”并不屬于它的定義范疇。
謠言作為一種“街談巷議”也不應帶有貶義色彩，當人們希望了解某事而得不到官方答復（或不信任官方答復）時，謠言便會甚囂塵上。可以說，謠言是信息的黑市，謠言內容的變化不僅僅是對信息的歪曲，而是人們達成一致的過程的一部分。
將謠言視為一種集體意識的表達，集體情緒的投射，通過及時、透明的信息公開加以引導舒緩，而不再簡單粗暴地粗暴判其為“虛假信息”，才能避免最高法院面對謠言時的自相矛盾（“不是所有的不實信息都要進行法律打擊，但是在決戰(zhàn)新型肺炎的特殊時刻，有些謠言必須嚴厲打擊”）。
作者: 伍連德
出版社: 湖南教育出版社
副標題: 伍連德自述(上)
原作名: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譯者: 程光勝 / 馬學博 / 王麗鳳(校)
出版年: 2011-3
因為這場突如其來的病毒疫情，110年前幾乎以一己之力撲滅東北鼠疫的“東三省防疫全權總醫(yī)官”伍連德再次被大家提起，一篇篇十萬+文章應運而生。但正如豆瓣用戶@閱湖在《什么是“伍連德奇跡”》中指出的，成就這一“奇跡”的首要因素，是清末官制改革背景下、中央層面“庇護人”（patron）的絕對支持。
實際上，“庇護人”（patron）一詞正是伍連德自己在其自傳《鼠疫斗士》(Plague Fighter)中的說法。在這本自傳的扉頁上，伍連德把此書獻給了兩個人，一個是他在劍橋就讀時的恩師William Napier Shaw爵士，另一個則是國民政府首任總理唐紹儀的侄女婿施肇基。
正是“外務部右丞”施肇基的全力支持，加上地緣政治壓力下東三省總督錫良對于“中央空降干部”的充分授權，才讓伍連德得以“依照自己的意志，打破常規(guī)，果斷、靈活地推行各種防疫措施。”
1月20號，鐘南山率先對媒體明確表示存在人傳人，并首次證實有醫(yī)務人員感染，打破了地方政府的信息信息封鎖。這位84歲的老人17年后不得不重新出山打破僵局，和一百多年前的伍連德遙相呼應。
正如微博博主@狠狠紅 所說：他不僅需要科學上的成就，還需要政治威望，需要公眾話語權。你要讓一個人出來敢說話，安全說話，說話能被聽到，說話能管用，需要一個賦權。鐘南山?jīng)]有接班人的原因在這里，沒有人獲得賦權。鐘南山獲得這個賦權，已經(jīng)是極不容易的事情了。
快報
根據(jù)《網(wǎng)絡安全法》實名制要求，請綁定手機號后發(fā)表評論
有時候謠言是遙遙領先的預言啊！這位鐘南山也是這樣背書?。?/p>
很好的文章，對于很多沒有機會戰(zhàn)斗在一線的人，對于很多在家中憤憤不平的青年人，除了傳遞聲音，還有能做的就是學習足夠多的更全面的歷史和理論，使自己的認知更多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