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布蘭戴斯與哈佛時期的同學當時的律師事務所合伙人沃倫聯(lián)名在《哈佛法律評論》上發(fā)表了論文《隱私權》，通過對誹謗、財產權以及竊聽等諸多法律案例的剖析，在歷史上第一次提出“隱私權”這一概念，并在法律上對隱私權做出了明確的界定。
2014年，該論文第一次現身中文世界，書名《隱私權》，同時附有兩篇文章。1928年，已經成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布蘭戴斯在一起聯(lián)邦政府通過電話竊聽手段獲取證據的訴訟中投下了反對票，并寫下了流芳百世的反對意見。1967年，美國當代憲法和聯(lián)邦法制學權威凱莫林斯基發(fā)表紀念文章，重新回顧了布蘭戴斯的“隱私權”的偉大意義和價值，同時指出了“隱私權”在當代面臨的諸多現實困境。
斯諾登揭露的NSA竊聽丑聞，Google、蘋果等公司收集用戶信息，錢鐘書私信強行被拍賣，這些新聞無時無刻不在提醒我們隱私權究竟處于怎樣迫切的處境，而技術尤其是互聯(lián)網的發(fā)展，使得國家權力機器以及互聯(lián)網大公司更加肆無忌憚得心應手地收集侵犯公民隱私。
1.新聞報刊超出了禮義廉恥可以容忍的范圍，傳播流言蜚語不再是閑散無聊人士的消遣，而成為一種行業(yè)，被人們孜孜不倦又厚顏無恥地從事著。侵犯個人隱私，使人遭受精神上的痛苦與困擾，較之純粹身體上的傷害，有過之而無不及。
2.一般而言，普通法保障個人決定在何種程度上與他人交流思想、情緒以及感情的權利。一個人絕不會被強迫著進行此類表達，即使選擇了表達，他也通常保留著確定公開限度的權利，這一權利的存在不取決于表達所采取的特定形式，也不取決于思想或情感的性質與價值。在未經本人同意的情況下，其他任何人都無權以任何形式公開發(fā)行他的作品。
3.對于普通人而言，舉止上的怪癖可免于被人說三道四，但它可能具有公共意義，這在公職候選人身上可以體現出來。如果是一個未來的議員，對他身上同樣的特征進行說明和評論就不算逾矩了。
4.能否將事實公開發(fā)表，也許完全建立在公開的對象是何人的基礎之上，沒有固定的公式能夠禁止令人反感的出版發(fā)行。應采納的責任原則必須具有彈性，要顧及每一個案件當中的不同情況——該必要性遺憾地不僅讓隱私權的適用變得更加困難，還在某種程度上也導致它運行的不確定性，使其易于早夭。
5.公開發(fā)布人沒有“惡意” 并不構成抗辯理由。同普通的侵犯人身或財產的案件一樣, 在隱私權案件中，個人的惡意并不是違法行為的構成要素。不論發(fā)言者和寫作者動機是受人驅使或完全自主，不論這一動機是否應該受到指責，對于受保護的隱私權而言，這一侵犯同樣是完成了的，同樣造成了損害。
6.沒有任何法律能夠強迫作者發(fā)行作品。除作者之外，沒人能夠對出版這一重大事件做出決定。無論手稿多么具有價值，在未征得本人同意的情況之下，債權人不能夠將它作為財產而占有。
7.無論信件屬于文學作品還是日常信函、事實細節(jié)或商務信函，它們的一般財產權隸屬于以及附于財產權的一般性權利都屬于寫信人及其代理人，與兩方都沒有任何關系的第三方無權出于自己促進私人利益、好奇心、熱情等目的而公開這些信件。
8.技術進步為政府的間諜手段提供的支持不會止步于竊聽?；蛟S有一天，間諜手段的發(fā)展能夠讓政府無需從秘屜移出文件便將其再現于法庭之上，從而能夠將室內的床笫之私呈現于陪審團面前。
9.如果聯(lián)邦政府洞悉真相，卻試圖通過司法部利用犯罪行為產生的結果達到自身目的，那么可以認為聯(lián)邦政府為其官員的犯罪負有道義責任。并且，如果聯(lián)邦政府通過讓其官員犯罪的方式，來實現自己懲罰被告的目的，那么政府本身就成了違法者。
10.當政府的意圖是行善舉時，經驗教育我們最應保持警惕，保護我們的自由。當存心不良的統(tǒng)治者入侵自由時，生而自由的人會本能地拒斥。自由最大的隱患是來自熱情、善意但對其缺乏理解的人不知不覺的侵蝕。（本文來自《商業(yè)價值》9月刊，網絡獨家首發(fā)鈦媒體）
《隱私權》，路易斯·D.布蘭代斯、塞繆爾·D.沃倫、歐文·凱莫林斯基 著，宦盛奎 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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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尾巴抓住它會捏死很多企業(yè)
隱私是國內互聯(lián)網企業(yè)的小尾巴
說的有道理
沒錯，好比參與了電商行為，就沒有隱私了。
你不說，你不做，隱私就是你的，你想參與別人設計的規(guī)則，就沒有隱私，捆綁的浪潮束縛了你，而你不過是一粒沙，又有什么關系呢？
如何保護個人隱私，不只是立法就了事，現時有大量的隱私交易活動，之間的利益關系復雜.小到我們每天收到的垃圾短信，大到…
隱私權實在是太重要的東西了，并且跟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關系，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站出來支持保護隱私權！
隱私 感覺好無力
值得一看
隱私自己不保護，別人幫不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