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投資教育呢？同樣可能面臨“學歷貶值”，這些年全球學歷貶值已不用贅述。

這種不穩(wěn)定的財產要求付出真金白銀的投資，帶來的卻是非常不確定的回報。

很多中產階級的資產都被金融化了，沒有帶來更多增值，反而導致他們應對危機和風險的能力變差。

斯坦福大學歷史學教授沃爾特·沙伊德寫了一本《不平等社會:從石器時代到21世紀,人類如何應對不平等》，里面提到自古以來，戰(zhàn)爭和危機一般會降低財富差距，比如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對富人傷害很大。但現在不一樣了，2008年經濟危機后，美國采取了“量化寬松”，富有階層卻沒受到太大影響，甚至更富，中產階級卻遭遇了沉重打擊。

中產階級的意識改革

上面說的偏外部因素，還有中產自身的因素：容易陷入到中產消費陷阱中。

韓國學者具海根在《特權與焦慮：全球化時代的韓國中產階級》一書中寫到了這樣一種現象：

一些居住在30坪（99平方米）以上房屋中、收入超過全國平均收入的90%、接受過社區(qū)大學以上教育、從事半專業(yè)或更高地位職業(yè)的人，一定是那些按客觀標準在韓國過上比平均生活水平更高的人。然而，他們中的許多人卻認為自己不屬于中產層。

這表明中產階層的標準被抬高到了不切實際的程度。

究其原因，具海根認為是普通中產階級試圖模仿富裕階層的消費模式和生活方式所導致。

這還體現在韓國中產階級對奢侈品的狂熱追求上。普通中產階級通過消費奢侈品來接近富裕階層生活方式，買不起正品的就轉而買假冒品，奢侈品和假冒品的消費還成為中產階級內部階級區(qū)隔的重要手段。

另外，中產階級還在有機食品、健身、瑜伽、美容以及其他“炫耀性消費”中投入了大量時間和金錢。

還有對“居住隔離”的追求。韓國從20世紀60年代就開始了對漢江以南地區(qū)的開發(fā)，將其打造成以中產階級為主的地區(qū)，比如將精英教育資源和主要文化設施遷入，還匯集了眾多奢侈品店、高端餐廳、時尚購物中心等消費場所，這也把買不起這里房子的普通中產階級阻隔在外，而隨著房價飆升，他們更難以進入。但很多普通中產階級卻把能住在這里視為中產該具備的，抬高了中產的標準。

當然，最費錢的還有教育。許多中產階級積極參與不斷升級的地位競爭游戲，驅使他們的是不被落下和不失去中產階級身份的焦慮。盡管經濟狀況不穩(wěn)定，但他們仍為子女提供收費高昂的私人教育。

這些現象不只是韓國獨有，而是存在于全球中產階級之中。網上流傳的導致“中產返貧六件套”——雞娃、高額房貸、投資、創(chuàng)業(yè)、為他人作擔保、大病。除了生病，其他都是自身因素。

一些焦慮都是來自很多人用錢的方式仍然被“中產階級意識”牽著走，把網上大量精致包裝過的內容當做中產標配，將錢花在了不必要的事物上。

中產的穩(wěn)定，除了國家對宏觀環(huán)境的改善，個人也要像大前研一在《M型社會》中所說的，要進行一場“中產階級的意識改革”，拋棄過去以埋頭苦干就能獲得升職、加薪為前提而設定的消費預算，重新檢視自己的支出和投資，管理生活形態(tài)。